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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是什么力量，最终将一位曾承诺“不让美国陷入新战争”的总统，推向了与伊朗的全面军事对抗？
据《》报道，在最终决策前，右翼评论员塔克·卡尔森曾当面向特朗普陈述了对伊开战的巨大风险，包括美军人员伤亡、能源价格波动以及阿拉伯伙伴关系的动摇等等。卡尔森明确警告，美国不应被以色列“逼入墙角”，强调“美国考虑动武的唯一理由”其实就是以色列想要攻击伊朗，并鼓励特朗普“约束内塔尼亚胡”。据报道，特朗普当时表示理解这些风险，但向卡尔森传达了一个无奈的结论：面对以色列即将发动的行动，他“别无选择”，只能加入。（相关报道： 特朗普是如何做出开战决断的）
国务卿鲁比奥则在官方采访中承认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以色列会采取行动，我们知道这会引发针对美军的攻击，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我们将承受更高的伤亡。”可以说，这场战争是美国被以色列行动“绑架”后的必然反应。
对此，卡尔森在最近的节目里痛批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立场软弱，“我们本可以施加我们天然就有的压力，因为我们在为这一切花钱，但这根本没有被考虑过。”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隐藏在特朗普核心圈里，一群“亲以”人物的数月游说、巨额资金输送，以及跨越家族与商业利益的复杂网络之中。从内塔尼亚胡的七次访美，到阿德尔森家族的巨额捐款——这场战争不仅是地缘政治的碰撞，背后也上演着精心运作的权力交易。
《今日特读》将为您解析，在特朗普对伊朗作战决策背后，哪些关键人物发挥了推动作用，犹太财团投入了多少资金筹码，以及特朗普家族与以色列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
在政治影响力的传导链条中，资金是最直接的。在这场战争决策的背后，“亲以”财团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了令人瞩目的资金筹码，而这些筹码最终转化为了白宫决策层中的“亲以”席位。
除了私人关系，在政治影响力的传导链条中，资金是最直接的。在这场战争决策的背后，犹太财团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了令人瞩目的资金筹码。
最引人注目的是犹太裔亿万富翁、共和党大金主米丽娅姆·阿德尔森。这位拥有37亿美元净资产的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掌门人遗孀，在2026年选举周期向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保护美国”捐赠了1亿美元。这一数额甚至超过了埃隆·马斯克向其亲特朗普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的7500万美元。
阿德尔森的影响力远超资金本身。她是以色列最大希伯来语报纸《今日以色列》的出版人，出生于特拉维夫，曾是以色列国防军军官。2017年，她和已故丈夫谢尔登推动特朗普将美国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2020年，特朗普授予她总统自由勋章。
另一个重要的资金渠道是“共和党犹太联盟”。该组织在本次选举周期筹集了超过1800万美元，其中500万美元来自阿德尔森，240万美元来自WhatsApp联合创始人扬·库姆。RJC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资金较2020年翻了一番多，将超过1600万美元投向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等关键摇摆州的电视广告，力挺特朗普。
最关键的资金支持，来自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他们庞大的资金网络正在将亲以色列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渗透到特朗普政府的每一个角落。据“Track AIPAC”的分析，自2020年以来，AIPAC为支持特朗普花费了超过2.3亿美元。其中，阿德尔森的“保护美国”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最大金主，投入了2.15亿美元助力特朗普竞选。共和党犹太联盟作为AIPAC的盟友，也投入了超过1400万美元支持特朗普。
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游说集团的触角远不止于总统竞选，而是深入到了内阁和国会中。
国务卿卢比奥是这场金钱政治的典型产物。自2010年首次当选参议员以来，卢比奥从AIPAC和亲以色列游说集团收取了超过100万美元的竞选捐款。他是已故谢尔登·阿德尔森的“门徒”，后者曾为其2016年总统竞选提供资金。特朗普本人2015年曾在推特上预言：“谢尔登·阿德尔森正打算给卢比奥大笔资金，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把他塑造成完美的小傀儡。我同意！”到了2025年，正是米丽娅姆·阿德尔森促成卢比奥被任命为特朗普的国务卿。
在2025年的AIPAC峰会上，该组织首席执行官艾略特·布兰特公开吹嘘，他们已经在特朗普政府的三名最高国家安全官员中培养了影响力。布兰特点名卢比奥是三人之一，称AIPAC将借此获得进入政府内部讨论的“通道”，另外两人分别是前国安助理沃尔兹和驻联合国大使提名人斯特凡尼克。
不仅如此，在特朗普政府之外，这个长期推动“跨党派支持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在本次冲突中展现了精准的政治影响力。据The Lever报道，AIPAC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联合民主项目”（UDP），在过去选举周期向三位关键人输送了总计170万美元的资金：新泽西州众议员乔希·戈特海默获得78.7万美元，佛罗里达州众议员贾里德·莫斯科维茨获得31.2万美元，俄亥俄州众议员格雷格·兰兹曼获得超过35万美元。而当议员罗·康纳和共和党的托马斯·马西达成罕见的跨党派合作，试图推动一项决议阻止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动武的时候，这三个收了钱的人恰好表态反对该项立法，使反战派在众议院难以凑齐多数，确保特朗普仍可以继续推动军事打击。（相关报道：以色列时报 起底特朗普核心圈子中的犹太面孔，他们将如何影响其第二任期？）
这种资金干预的逻辑在于：AIPAC愿意支持那些攻击特朗普的候选人，只要他们在以色列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有意思的是，阿拉伯新闻分析发现，AIPAC还出资支持了数名猛烈反对特朗普的候选人，可能的原因是，越来越多人也开始批评以色列，而很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控制立法部门，AIPAC需要在内重塑“亲以”派系的影响力。（相关报道：阿拉伯新闻 亲以游说集团与美国中期选举）
可以说，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到内阁、国会，亲以色列游说集团通过精心布局的金钱网络，已经实现了对美国对中东政策决策层的全面渗透。当这些官员坐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桌前讨论对伊作战方案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通过竞选献金与游说集团建立了深厚联系。
如果说竞选资金是“明线”，那么特朗普家族与以色列之间的私人关系网络则是同样关键的“暗线”。这张网络由婚姻、宗教皈依、商业利益和私人友谊编织而成，将特朗普家族牢牢绑定在亲以色列的立场上。
在这场战争的酝酿过程中，没有谁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扮演了更直接、更持久的推动角色。早在去年12月，内塔尼亚胡就在海湖庄园向特朗普首次提出打击伊朗导弹设施的可能性。今年2月11日，当他再次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目标更加明确：在美伊刚刚启动阿曼调解的核谈判之际，确保特朗普仍致力于军事行动。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内塔尼亚胡已七度访美，超过任何其他世界领导人,这种高频接触并非仅仅出于盟友间的友好。
在特朗普内部圈层中，最关键的“亲以”人物当属其女婿、前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库什纳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中东首席谈判代表，尽管他在特朗普本届任期内未担任正式公职，但在去年五月特朗普出访中东时就是特朗普与阿拉伯国家领导的相关谈判联络人，并在10月开始参与加沙和平谈判。而且据Politico报道，他与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共同负责了与伊朗的二月份两轮日内瓦谈判，而两人都是犹太裔。谈判结束后，正是这两人向特朗普汇报称“协议已遥不可及”。
库什纳的立场并非单纯基于政策考量。他已经通过其名下的私募股权基金Affinity Partners在以色列构建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商业帝国，包括成为以色列最大保险集团凤凰控股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还斥资收购了施洛莫集团15%的股份，与该集团董事长阿西·施梅尔策建立了紧密合作。这些投资使其与以色列多位商界大亨产生关联，例如他从老朋友伊扎克·楚瓦手中购买了凤凰控股的股份，并且其团队据称也涉足了以色列商人亚伦·弗伦克尔的天然气生意。在幕后，库什纳依靠一个精干的团队运作，包括他在凤凰控股交易中的牵头人、基金合伙人布雷特·珀尔曼，以及代表他处理以色列业务的特朗普前特别顾问、以色列裔美国律师埃里克·赫施曼等等。这一切都根植于他在特朗普上一任期内《亚伯拉罕协议》中积累的深厚人脉，尤其是来自沙特主权基金的巨额资本支持，使他的商业布局深度绑定了地区政治与经济的正常化进程。
而且，从特朗普女儿伊万卡的角度来看，她为了与库什纳结婚而皈依了犹太教，这让特朗普家族的社交圈自然地向这个群体延伸，例如她的弟媳、犹太裔超模卡莉·克劳斯。此外，一些因政治关系而密切的犹太裔人士也进入了他们的社交范围，比如被特朗普任命为中东事务特使的房地产大亨威特科夫、曾任驻以色列大使的律师大卫·弗里德曼，以及共和党的犹太裔大金主米尔娅姆·阿德尔森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与库什纳私交甚密的亿万富翁、以色列商人亚基尔·加贝已被特朗普任命为“加沙和平委员会”成员，负责战后重建。这种“旋转门”式的人事安排，清楚反映出了美以商业和政治精英的深度勾连。
除库什纳以外，副总统J.D.万斯虽然并不支持对伊朗开战，而且Trackaipac的数据显示他个人从以色列游说集团收取的竞选捐款仅有16.7万美元，但他的导师、亲以色列亿万富翁彼得·蒂尔为其2022年俄亥俄州参议员竞选投入了1500万美元。蒂尔是科技公司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这家受中情局支持的数据分析公司在2024年1月，与以色列国防部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用于加沙“种族灭绝”的技术。
而主导战争的“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是一位狂热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亲以色列。他在2016年就称军旅生涯让他变成了以色列的支持者：“在军队服役并在伊拉克作战后，我看到了不同的世界观，我开始理解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反犹主义的来源……这是关于‘选民’的故事。”赫格塞斯曾称两国方案是“空话”和“实际上已死”，称停火谈判是“哈马斯的勒索”。2020年，他曾呼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摧毁基础设施甚至文化遗址。
特朗普核心圈中的其他犹太裔“亲以”人物还有很多：被提名为中东特使的房地产商人史蒂夫·威特科夫，特朗普的长期律师、前驻以大使戴维·弗里德曼，以及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等等。
可以说，作为犹太富商家族的岳父，特朗普的政治圈子中“亲以”人物影响力极其庞大，这很好地解释了他为何如此偏袒以色列。
在这场复杂的权力游戏中，特朗普本人的角色显得颇为矛盾。一方面，他是最终按下按钮的决策者；另一方面，他的政治生涯、家族财富乃至个人好恶，早已深度嵌入一个由亲以色列资本编织的网络之中。从女婿库什纳的基金到女儿伊万卡的社交圈，从海湖庄园的晚宴到内阁席位的任命，这个网络无远弗届。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特朗普是否被“收买”，这种简单化的指控低估了当代政治影响力的运作方式。更准确的描述是：亲以色列游说集团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资金布局、人事培养和议题设置，成功将自己变成了美国中东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战争开始时，他们早已坐在会议桌前。这或许才能解释，在民意不赞成、法律未授权、国际不支持的情况下，为什么特朗普仍然一意孤行地发动了一场后果未知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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